不难想象，杨洁，也包括杨颖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，她们急着成年逃离原生家庭的愿望，该有多么迫切和强烈。

相比姐姐来说，妹妹做得更加彻底。她考上了大学，却知道这仍然是仰仗父母接济的生活方式，她退学离家，后来找了份工作——这无疑都是为了更快地摆脱家庭束缚。

她和小星星在电话公司工作的时候，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接待员，但这工作至少不让人害怕，她们或者住宿舍，或者自己租房子住。薪水虽然微薄，但也够活着的，起码不用担惊受怕。

在遇到李咏霖之后，杨洁的心境有了很大改善。李咏霖虽然年纪大了些，不过岁数大的人更多包容，不会像毛头小子那样动不动就发脾气闹别扭。李咏霖也有经济实力，可以轻松地供养她，给她高质量的物质生活。所以，她与他之间到底有多少爱，我说不准，因为物质条件，占有很大程度。

但是我认为，杨洁还是爱他的。

因为他是把她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男人！

这段婚姻，在建立之初，大概是会让人羡慕的——他温文尔雅，她光彩照人；他事业有成，她善于持家；但是分手的悲剧，却在一开始就注定了。

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李咏霖的身世，他出生在一个较为困难的家庭，并非家里独子，身后还有三个妹妹。作为家里的长子，他的责任可谓重大，不过他也不甘心碌碌无为的一生，没有条件供他继续念书，他就选择了从军。在军旅生涯中，他聪明好学，踏实肯干。老威给我讲过一则传闻。据说他在军营里的出色表现，受到一位老营长的青睐。老营长有意把女儿许配给他，招他为婿，可惜两人之间并没产生什么感情。收女婿的念头作罢，老营长却依旧对他照顾有加，转业后也多方为他联系奔走，在他与杨洁的婚礼上，居然还来做了证婚人。由此可见，李咏霖是多么的善于与人相处。但是，事业的逐渐成功，并不能弥补他对原生家庭的愧疚感。在家庭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选择了参军。于是，事业有成的李咏霖，怀着一份愧疚感，对父母对妹妹们，也很关照。这就有了他的二妹在他和杨洁的家里，一住就是两年的事件。

悲剧在一开始就被酝酿好了：杨洁摆脱原生家庭，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在她的新生活——她的小家里；李咏霖则不能这么做，他对杨洁的确很好，但很大精力，仍然放在原生家庭上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杨洁和李咏霖堪称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。

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然一触即发。而杨洁在原生家庭之中，不可避免会沾染一些暴躁的坏脾气。她缺乏安全感，很怕会失去李咏霖，或者再次经历幼年的遭遇；她越是担心，越是害怕失去，她对李咏霖袒护父母及妹妹的行为，就越是感到气恼。

还记得那个二妹偷钱的传闻吗？现在这件事已经变得不重要了，更何况我也无法回溯时光。弄清楚到底是真的偷钱了，还是杨洁的嫁祸。我更倾向于后者，并且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。

第三次咨询，于是演化成了我要帮助杨洁割断脐带。

这比喻有点残忍，不过恰如其分。

人人都听说过“孩子”这个词，为什么它是个名词，而没有动词化呢？因为当孩子没有当父母那么积极，它是一种消极状态，并且普遍存在于长大成人之后。我们常听到“养育”这个词，但“做孩子”这个词却鲜少出现。

纵使过了40岁、50岁、60岁的年纪甚至已经迈入七旬了，有些女儿仍继续做女儿，有些儿子仍继续做儿子。这些像女儿和儿子的行为举止，并非出于自然奉献的爱。这些令人困扰的幼稚行为，是为了讽刺父母早该终止的权威。

“做父亲”让父亲这个称呼变成动词，一直和传宗接代和责任感有关，仅此而已！“做母亲”是这个社会上很常见、一再被提到的字眼，有多重荣耀和神圣的含义。但是为什么没有“做女儿”、“做儿子”这样的固有说法出现呢？即使有，人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尊重别人的说法吗？不，这是骂人才有的话。因为孩子所承受的心理负担，在一些不尽人情的家庭体制中被忽略掉了。

杨洁和杨颖的家庭，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。在杨洁离婚之后，这个情况并不见得会得以好转，认为自己的爸爸是浑蛋——即便他真的就是浑蛋——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最麻烦的是，父亲这个成年男性形象倒塌，加之她之前婚姻的失败，很可能对杨洁今后展开新的感情生活，造成巨大的干扰。

于是，我鼓励她做一场被我称为“独立宣言”的游戏。我们宣布自己已经成年，将正式摆脱父母的阴影和约束；同时，宣誓我们已经离了婚，也要摆脱与前夫的感情纠葛。这表明，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里，是相对独立，同时也是绝对完整的个体，从今往后，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努力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，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现。

宣誓结束，我还象征性地用纸叠了一个小戒指，让她套在手上，标志着我们真的拥有独立的权利了。

很孩子气，对吗？我也知道，可总比空说大道理，要强得多。